贲圣林：

传统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

有利于扶持实体经济

贲圣林教授演讲

贲圣林教授首先介绍了其有关金融科技头部国家、全球金融科技中心城市的研究报告。

在他看来，全球金融科技领域有三大发展模式、三个主要的代表性国家，分别是市场拉动型、技术驱动型和规则推动型。其中，市场拉动型典型代表是中国，典型的城市像中国杭州、印度孟买、南非的开普敦；技术驱动典型的发展国家是美国，城市包括旧金山、西雅图和中国的深圳等；第三是规则推动型，以英国为代表，英国的监管沙箱、监管沙盒等政策都属于全球领先，代表的城市有伦敦、新加坡、悉尼，其监管规则相对比较简单高效。

《2021全球金融科技中心城市报告》发布了按照金融科技发展指数（FDI）排名前50名的城市，北京位列第一，旧金山、纽约、上海、深圳、伦敦、杭州、新加坡、芝加哥、悉尼进入前十。

贲圣林说：“我们发现有一半城市来自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印度等国家的重要城市，金融科技头部城市有这么多发展中国家引领，是非常难得的现象。”

随后，贲圣林在演讲指出，未来中国企业有两大关键性机会，一是金融科技（FinTech），即现有传统的金融机构利用科技创新发展，实现数字化转型，一旦成功，将对高质量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有很大促进作用；二是科技金融（TechFin），即大科技公司利用新的应用、产品，延伸金融服务边界，例如线上支付等。在这两个机会中，后者更多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人口众多、但传统金融服务覆盖范围不够的国家。

最后，对于金融机构如何从中国走向世界，贲圣林建议，一是要用好离岸平台，二是要提高品牌认知度，三是要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四是要重视公司文化建设。

黄益平出席2020年“深圳金融赋能实体经济”

调研“金融与创新”座谈会

“不管你今天在中国哪个地方，只要你有一个智能手机、有移动信号，你就能享受差不多的金融服务。这一点确实是过去传统的金融机构很难达成的，是一个革命性的变化。”黄益平指出，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发布《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发现2011年全国各地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差别非常大，但2020年时，偏远地区、农村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已经快速赶上来，地区间的差异明显缩小。

黄益平认为，在过去这一段时间，数字普惠金融最大的突破集中在三个领域，一是移动支付普及，二是大科技信贷，即大科技平台用长尾效应获客，同时积累大数据帮助支持信用风险评估，三是“宝宝类”投资等线上投资大幅度降低投资门槛，使得老百姓有机会直接投入参与货币市场或资本市场。

据了解，“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是学术界引用率最高的测度中国数字金融发展程度的指标。《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2011-2020）》显示，中国的数字普惠金融业务在2011- 2020年间实现了跨越式发展。经历了早期的高速发展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速度近几年有所放缓，但仍然维持了一个可观的速度，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之后，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依然增长。

黄益平表示，我国数字普惠金融过去虽然已经取得了突破性增长，但依然存在一定局限性，在“十四五”期间还需要一些新突破，尤其是在信贷规模、期限等方面实现突破，而且应更加集中地支持创新性企业、支持产业链中的企业。

他也提出，以中小企业为主的民营企业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在我国经济发展模式向创新驱动型转变的过程中也起到关键作用，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不仅是普惠问题，而且涉及到中国经济能否持续增长。

黄益平举例说，数字供应链金融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业务模式，以往数字普惠金融主要依托于消费互联网，而随着5G的落地、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数字供应链金融未来可能在对实体企业的直接支持、突破数字普惠金融以往在信贷规模和期限上的局限乃至风控上可能取得突破，对于支持创新、支持经济增长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他表示，中小企业尤其是创新型企业依然面临着没有很好的财务数据、没有抵押资产等难题，如果利用大科技信贷的业务逻辑，用大数据等方法对准备上市或已上市的中小企业进行尽职调查，分析他们的市场价值、业务状况等，来降低中小企业到资本市场融资的门槛，帮助他们及时获得资金支持。

“目前已有一些企业在利用这种新型的业务模式，希望未来有更多的创新让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可持续增长。”黄益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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