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建设数字中国。浙江正在全面推进数字化改革，年后第一天更是召开了一场高规格的数字化改革大会，通过改革突破先行，体现以上率下抓改革带动全局的决心。“数字浙江”建设迈入新阶段。如何贯彻落实这一重大战略举措，扎实推进省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打造全球数字变革高地，实现全省域整体智治、高效协同，努力成为“重要窗口”的重大标志性成果？代表委员结合工作实践建言献策。 

“这些年，我们一直围绕数字浙江建设持续发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大力推动政府数字化转型，并撬动经济社会全方位数字化转型，在省域层面先行探索‘万物互联’时代的政府治理、经济治理、社会治理，省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程度显著提升。”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委书记袁家军说。

“万物互联”时代，如何在全球数字变革的“风口”占据先机？全国两会期间，袁家军在接受中国新闻社专访时，就浙江推进数字化改革的主要目标举措作介绍，解开何为全球数字变革下的“浙江方案”。

方案之源：“数字浙江”的一脉相承

春节假期后首个工作日，浙江召开数字化改革大会，希望将其打造为“重要窗口”的重大标志性成果。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

袁家军表示，这些年，浙江坚定不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作出的建设数字浙江重大决策部署，为推进数字化改革打下坚实基础。

他提到，特别是2017年以来，数字浙江建设加速推进，大致可以分为“最多跑一次”改革、政府数字化转型和数字化改革三个阶段。

其中，2017年全面启动的“最多跑一次”改革是该省一项“牵一发动全身”的重大改革。在袁家军看来，其形成了政府数字化转型的先发优势。而这一阶段最主要的标志性成果是政务服务“一张网”“一窗受理”“一证通办”。

“从‘最多跑一次’改革到政府数字化转型是改革的一次迭代深化。”袁家军说，其最显著的特征便是数字赋能。

随着政府数字化不断推进，目前“浙里办”注册用户已达5515万，网上可办率100%，跑零次可办率达97.4%；“浙政钉”政务协同总平台集成1278个应用，实现部门间高效协同。

袁家军称，2020年政府数字化转型聚焦系统融合、综合集成，实现了从点到面、从部门分割到整体协同的螺旋式上升。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是最重要的成果展示场景，我们充分发挥政府数字化转型体系化优势，以‘大数据分析+网格化管理’，建立‘一库一图一码一指数’的精密智控机制。”袁家军说。

方案之旨：于全方位升级中推动“质变”

谋定而后动，知进而有得。眼下，该省进入数字浙江的第三个阶段——数字化改革。

“数字化改革是政府数字化转型的一次全方位拓展和升级，是浙江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大战略举措。”袁家军阐述，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从内涵来看，数字化改革是技术理性向制度理性的新跨越；从领域来看，其撬动全方位、全过程、全领域的数字化改革跨越；从价值来看，其树立数字意识和思维、培养数字能力和方法、构建数字治理体系和机制等，主动引领全球数字变革的跨越。

“数字化改革的意义不仅仅在具体的场景应用上，更在于推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治理方式发生基础性、全局性和根本性的改变，要实现的是质变而不仅仅是量变。”袁家军说。

对于以“争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先行省”为目标任务的浙江来说，推进省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亦是数字化改革的重要目的。

为实现上述目标，袁家军提出要推进深层次系统性制度重塑，全面优化营商环境，加快完善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均衡、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的体制机制等。

于市场而言，数字化改革亦是激发活力、增添动力的“关键因子”。他说，应破解要素流动不畅、资源配置效率不高等制约高质量发展的瓶颈，为社会、市场、经济增添新动能、创造新价值。

方案之法：复杂系统工程下的久久为功

知其源，识其旨，还需懂其法。袁家军说，数字化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也是一个长期的螺旋式迭代过程。

他向中国新闻社记者展开这张时间表、路线图：到2021年底，初步建成一体化智能化公共数据平台，五大综合应用实现基本模块全上线、省市县全贯通；到2022年底，全面建成“掌上办事之省”“掌上办公之省”“掌上治理之省”；到2025年底，基本建成“整体智治、唯实惟先”的现代政府和建成全球数字变革高地。

袁家军还具体阐述这项复杂系统的“四梁八柱”，即加快构建“152”工作体系。

其中，“1”即一体化智能化公共数据平台，通过形成省市县三级“平台+大脑”的体制，打造智慧化平台中枢，支撑各级各系统应用创新；“5”即党政机关整体智治综合应用、数字政府综合应用等五个综合应用。

“这五个综合应用相互关联、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数字化改革的整体，从而把数字化、一体化、现代化贯穿到党的领导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全过程各方面。”袁家军说。

“2”则为构建理论体系和制度规范体系两套体系，推动改革实践上升为理论成果、固化为制度成果。

以这份“浙江方案”为蓝图，随着数字壁垒的打破，数字鸿沟的消除，在袁家军看来，在打造全球数字变革高地的道路上，浙江正向着实现全社会共享“数字红利”的美好愿景大步迈进。

作为数字经济先行省份，浙江提出不断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从消费互联网向工业互联网迭代升级。全国人大代表、传化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徐冠巨认为，在推动产业数字化的过程中，做好工业互联网平台是关键一环。

徐冠巨代表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工业互联网平台在提升综合物流供应链效能方面的作用凸显出来。目前，公路物流业企业规模小、行业结构散、资源整合度低，这些短板在受到疫情等冲击时尤为突出。全国化布局的传化智能物流工业互联网平台，通过线上和线下协同，为公路物流提供了系统化支撑，服务链接起数十万中小物流企业和400万社会运力，在疫情期间有力助推了经济恢复运转。

徐冠巨代表长期关注制造业数字化。“数字技术对生产制造端的赋能还处于爬坡阶段，大量生产制造企业迫切需要专业平台来提供解决方案。”他说，浙江提出实施数字经济“一号工程”2.0版，完善工业互联网平台体系，实施“5G+工业互联网”工程，形成量大面广的新技术融合应用场景。这也意味着，工业互联网平台将迎来新一轮发展。

徐冠巨代表建议，大力推进生产制造端数字化改革，打造一批服务产业端的工业互联网平台，为产业数字化打造坚实“底座”，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快数字化发展，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从这一要求出发，我们要将数字技术运用于城市治理中，加快‘数字孪生城市’建设，有助于推动城市治理现代化。”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浙江有限公司董事长郑杰介绍，所谓“数字孪生城市”，是通过构建与城市物理世界、网络虚拟空间对应、交互的复杂巨系统，在网络空间再造一个与之匹配、对应的“孪生城市”，实现城市全要素数字化和虚拟化、城市全状态实时化和可视化、城市管理决策协同化和智能化。

结合工作实践以及对“数字孪生城市”的研究，郑杰代表发现其整体仍处于初期探索阶段，存在数据采集门槛高、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不足、应用层次和深度不够等问题。“比如，‘数字孪生城市’覆盖不同空间，涉及有线、4G/5G、窄带物联网等多种网络技术，这些网络要实现无缝覆盖和多网融合难度相当大。”郑杰代表说，更关键的是，一座“数字孪生城市”的物联网终端量将达到百万甚至千万级，目前的网络和算力基础设施部署尚难满足需求。

那么该如何解决这些难题？郑杰代表建议，除了强化顶层设计，还必须加强全域物联终端统一规划和全域标识体系构建，提升城市级物联信息采集能力；加强新基建与“数字孪生城市”同步规划和能力提升，提升虚实交互的实时性；加快CIM标准建设，构筑统一的城市信息模型平台；完善“数字孪生城市”产业生态，深化“数字孪生城市”应用；加强关键技术支持与突破，加快落实技术创新工作等。

数字化与乡村相遇，会擦出怎样的火花？“数字乡村建设，将全方位赋能乡村振兴。”全国政协委员、浙江工业大学正校长级干部盛颂恩说。

在盛颂恩委员看来，数字乡村既是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也是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数字乡村建设将融入乡村的产业发展、生态保护、教育文化、基层治理和百姓生活等各领域。

作为教育界的政协委员，盛颂恩特别看重数字乡村建设给乡村教育带来的现实意义。

盛颂恩委员在基层调研走访中发现，一些地区的农村义务教育尚存在师资能力不足、优质生源有所流失、信息化基础较为薄弱等问题。他认为，通过数字乡村建设，大力推进乡村“互联网+教育”，可以将城市优质教学资源通过数字化技术手段下沉到乡村，为乡村教师、学生提供精准指导和培训。这是提升乡村教育质量、培养乡村振兴人才的有效途径。

浙江城乡发展较为均衡，眼下又开启了全面数字化改革的新征程。这为全省各地建设数字乡村、提升乡村教育质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盛颂恩委员认为，接下来的数字乡村建设可以重点关注两方面：一方面，要做好乡村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加大高速网络、5G设施等硬件投入，搭建起乡村与城市优质学校办学资源共建共享平台。另一方面，要用好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手段，提升农民数字化素养，培养新型农民。

“数字技术进来了，乡村教育起来了，年轻人才留住了，乡村便有更美好未来。”盛颂恩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