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委员，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原党委书记、董事长解学智带来的提案是《发展供应链金融 促进乡村产业体系建设》。

他提出对于农业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和农业经营主体面临的困境，供应链金融是一种有效的解决方案。供应链金融从供应链产业链整体出发，运用金融科技手段，整合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信息，在真实交易背景下，打破传统形式，构建核心企业与上下游企业一体化的信贷服务体系和风险评估体系。通过供应链金融，不仅可以快速响应乡村产业链供应链经营主体的融资需求，还可以以核心企业为切入点，以资金为溶剂和黏合剂，将上下游经营主体紧密联结在一起，有效整合上下游资源，统一规范产业链生产和管理标准，激发产业要素活力，实现“小企业与核心企业”“小企业与大市场”的有效对接，从而解决乡村经营主体融资难、销售难、控制成本难和防控风险难等问题，进一步丰富乡村业态，提升乡村产业链价值，促进乡村产业振兴。

在目前银行业保险业支持科技创新存在许多痛点难点的当下，全国政协委员、上海银保监局党委书记、局长韩沂结合基层实践情况，在其两会提案中对进一步提升科技金融效能提出相关建议。

韩沂建议优化绩效考核，建议各级国资管理部门将科技金融业务纳入其管理的金融机构绩效考核范围，同时推动银行优化内部绩效考核设置；创新业务试点，向硬核科技企业的研发与生产提供信贷支持；同时，改进外部环境，完善风险补偿与奖励政策。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行长殷兴山认为，随着允许金融机构通过破产方式有序退出，现有的破产法律制度局限更加突显，主要表现在：一是破产规则未能考虑金融机构特点。二是风险处置程序在破产法中没有体现。三是未对金融基础性制度作出特殊安排。

对此，殷兴山提出三点建议。第一，根据金融机构特点对破产程序作出特殊规定。一是明确金融机构破产申请主体，在保留金融管理部门申请权的同时，考虑金融机构债权人及主要股东的申请资格。二是细化金融机构破产申请条件，充分考虑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状况和偿债能力，不宜简单照搬普通企业的破产条件。三是调整现行破产债权的清偿顺序，将存款人的债权置于优先清偿地位。四是赋予存保机构具有金融机构破产管理人资质，明确金融管理部门对破产管理人的选任权。

第二，实现风险处置程序与破产程序的有序衔接。一是明确风险处置程序为金融机构破产的前置程序，强调事先预防性监管和早期介入，发挥金融管理部门对金融机构破产的行政审查职责。二是明确风险处置程序可采用的手段，包括接管、强制转移资产和负债、设立资产管理实体处置不良资产、限制股东权利、更换高管和董事、强制股东和无担保债权人承担损失、调整和终止合同等。三是规定风险处置程序启动标准，规范金融管理部门风险处置早期介入条件。

第三，对金融基础性制度做出特殊安排。一是引入终止净额结算制度，赋予守约方对未履行完毕的双务合同有终止决定权，以约定的价格互抵后实行净额结算。二是确保金融交易结算最终性，在金融交易领域限制破产管理人撤销权的行使，明确破产程序生效前金融交易指令不受破产程序影响。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银行昆明中心支行原党委书记杨小平认为当前人民币在周边国家使用面临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金融基础设施的制约。人民币在周边国家使用环境有待优化。二是人民币计价货币功能还有待提升。绑定大宗商品结算可以提振人民币国际计价职能及派生的结算、储备职能，提高我国在贸易投资中议价影响力，带动更多境外国家接纳和使用人民币。三是离岸人民币市场还有挖潜空间。

为此，杨小平建议，应优化人民币跨境使用环境，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首先是加强同周边国家金融基础设施合作。从国家层面规划金融合作。在当前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下，周边国家已成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要地，建议从国家层面搭建我国与周边国家金融合作框架和发展规划，优化境外人民币使用环境，更好地服务“一带一路”建设。

其次是稳慎推进人民币在周边国家使用。建议在国家对外金融合作的战略布局下，鼓励和引导更多市场主体在贸易投资中使用人民币计价、结算；在我国签署的对周边国家基础设施、优惠贷款、政府援助等协议中更多地使用人民币作为结算币种，营造良好的人民币跨境使用环境。

再次是继续促进离岸、在岸人民币市场良性互动。建议在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的整体战略布局下，进一步建设和推动香港、新加坡等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为境内外市场主体提供“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服务。引导离岸中资银行提升人民币流动性，完善结算、兑换、融资等业务服务水平，丰富人民币离岸市场股票、债权、期货等金融产品，增加境外投资者持有人民币资产的途径。

在全国人大代表、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行长文爱华看来，当前金融服务乡村振兴存在着缺乏健全的乡村金融服务体系、缺乏适配的政策与机制、缺乏系统的金融服务与产品、缺乏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等几方面因素掣肘。

为此，他建议，首先要系统性健全乡村金融服务体系。引导金融机构形成合作、协同、共享的市场体系；优化相关监管政策，探索风险分担机制，同时完善风险防控机制，形成适合乡村的金融监管体系；丰富金融服务与产品，全面满足乡村政府、企业、村民的需求，满足乡村振兴释放的巨量消费和投资需求。

其次，要系统性优化乡村金融政策与机制。在宏观层面上破除瓶颈，深化乡村改革，加快完成农村财产确权、评估、登记、颁证等工作，搭建全国统一的查询平台和抵质押登记平台；建立土地经营权、宅基地、农机、农产品、农资等资产公开透明、交易活跃、规范顺畅的流转市场。

再次，要系统性推进乡村金融赋能，解决部分突出问题。一方面，要助力乡村改革，重点推进乡村三资监管、产权交易等平台的运用，促进农村土地改革、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等重大改革。另一方面，要助力乡村信用体系建设。完善产业数据平台，充分挖掘“三农”数据价值，加快构建涉农信用信息数据库，建立完善农村信用体系。同时，要重点解决乡村融资问题，丰富金融产品，尤其是信贷产品，通过行业协同共担，解决抵质押缺乏等“老大难”问题，促进资金融通。着重推进“数字化经营+供应链金融”，延伸农业产业链价值链，并用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名单制，精准对接和满足各类主体的有效融资需求。还要发挥好财政资金的撬动作用，探索在重大项目上采取投融联动模式，高质量推进乡村重大工程建设。此外，要加大科技主导，加强金融科技的运用，结合数字乡村、信用乡村建设，搭建乡村金融服务平台，并系统性推进平台赋能。

与此同时，要系统性推进金融合作互补。现有涉农金融机构提升服务，应进一步优化物理网点、助农服务点的服务，其他金融机构延伸服务，健全金融服务和产品体系，形成线上线下一体化服务。